“四人帮”谜团

“四人帮”谜团

在深入探讨粉碎“四人帮”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学术研究中，众多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然而，受限于档案文献的稀缺，研究者们主要依靠回忆录和口述资料来构建和阐述这一历史。亲历者和当事人之间的记忆往往存在分歧与差异，而学者们对于某些历史事实，尤其是细节的描述，也并未达成完全一致；至于那些未经证实的传闻，在民间流传更是广泛。对于“四人帮”的抓捕，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迭，其政治风险不言而喻。个人推测，考虑到当时的谨慎性和保密性要求，除了个人笔记、日记、便条等私人物件，可能并无太多官方文献得以留存。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研究仍需依赖于回忆和口述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以深化我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入理解。

回首往昔，参与该事件的核心人物（以下简称“当事人”），根据他们在事件中的职责，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首当其冲的是决策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等核心成员构成，其中华、叶、汪三人堪称核心要员，吴、李二人在讨论中表现活跃；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等人，或参与讨论，或对事件有所了解。次之，为领导指挥层，主要由汪东兴、吴德等人物担纲。第三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由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以及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等组成。最底层则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值得一提的是，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和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参与其中，对部分情况有所掌握，其地位与组织实施层相当。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与口述，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本着对历史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尽管回忆与口述资料属于原始史料，却不宜草率接受。它们必须与其他史料进行比对与参照，以确保其真实性、排除疑点或保留疑问。本文秉持此原则，对当事人的回忆、口述及相关研究中的众多史实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对一些仍存疑问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关键时期，我国筹备破解“四人帮”难题：叶剑英与汪东兴的四次密谈

在“四人帮”被彻底摧毁之际，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毛泽东在世时便已对“四人帮”的潜在威胁有所察觉，并对其处置方案进行了深思熟虑。他曾于1975年5月明确表示：“这些问题，若上半年未能解决，则推迟至下半年；若今年无望，则留待明年；明年若仍不可行，则必至后年必须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论，《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一言论时，不难发现它实则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的辞令。毛泽东所提及的“解决”，与采取坚决手段彻底解决问题的做法，二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深入剖析果断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策过程，诸多回忆与口述史料揭示了这一构思的起源。据王震、王石坚及聂荣臻同志的秘书周均伦所述，在毛泽东主席在世期间，叶剑英元帅便已与王震副总理、聂荣臻副委员长兼军委副主席等领导人探讨过相关议题。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叶剑英元帅进一步与众多革命先辈及将领展开深入交流。在接受采访时，云杉提及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委员长进行交谈，并征询其意见，乌兰夫对叶剑英的提议给予了积极支持。李德生同志在接受访谈时回忆，他曾拜访叶剑英，叶剑英曾暗示他需迅速解决“四人帮”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在李德生的回忆录中，他进一步提及，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前往北京参与治丧活动时拜访了叶剑英，叶剑英在谈话中谈到当前局势，并打开收音机，暗示他需采取果断措施应对“四人帮”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叶剑英年谱》中记录，毛泽东逝世未久，叶剑英便与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及“四人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体时间锁定在1976年的9月12日与13日。（详见《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往的普遍说法多认为，华国锋是在与叶剑英商议的基础上，方才与汪东兴展开沟通。《叶剑英年谱》对此进行了更为精确的梳理，指出在华中叶的商谈之前，叶剑英与汪东兴之间业已存在过交流。关于叶、汪之间的具体交流细节，《叶剑英年谱》并未予以详细记录；然而，武健华在其近期著作及2013年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据武健华所述，自9月12日起至10月4日止，叶剑英与汪东兴共进行了四次秘密会晤。在9月12日，叶剑英出席人民大会堂的吊唁与守灵活动，上午休息期间，在福建厅与汪东兴就政治形势进行了交流。两人对形势的严峻性均表示忧虑；叶剑英强调，“目前双方均在进行火力侦察，积极寻找突破与时机”。

9月15日，叶剑英再度踏入人民大会堂，参与守灵仪式，并接待了前来致哀的各国贵宾。在与外宾的会晤结束后，叶剑英在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中，与汪东兴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在此次交谈中，叶剑英郑重指出：“若不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中国革命或将遭受重创，甚至可能倒退至失败边缘。”（摘自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健华的这篇文章不仅与《叶剑英年谱》的记载相吻合，更提供了更为详尽的细节。尽管武健华并非此次密谈的亲历者，他却曾是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下属。据他所述，汪东兴在与华国锋、叶剑英会面后，分别与李鑫及他本人进行了交流。然而，武健华所提及的第二次密谈日期，与《叶剑英年谱》的记录存在出入。查阅《人民日报》资料可知，9月11日至14日，叶剑英连续四天前往人民大会堂守灵，而15日并未记录其身影。因此，武健华所述的时间点可能存在偏差，叶剑英与汪东兴的第二次密谈，应发生在13日或14日。

亦有观点认为，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际，叶剑英与华国锋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此说由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提出。叶选基的依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访问华国锋的住所，表达了对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的支持，并明确指出党不应拥有第二武装，直接指出了“四人帮”在上海大肆策划民兵阴谋的行为。然而，从这些简短的言辞中，难以窥见叶剑英和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的具体讨论。实际上，关于这次谈话的细节，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的文章记载得更为详尽。而谈话内容，正是叶剑英亲自向熊蕾的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首先，在治国方针上，华国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举一纲抓两目”，其中“一纲”指的是阶级斗争，“两目”则是指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其次，在人事安排上，华国锋明确表示，除非主席有特殊指示，人事问题将维持现状。此外，华国锋还向叶剑英咨询应注意的事项，叶剑英则提醒他要关注民兵问题，并强调解放军的传统是实行单一指挥体系，避免多头领导。叶剑英对此次会面表示出极高的满意度。（详见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然而，熊蕾的文章并未详细描述叶、华二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行商讨的具体细节。显而易见，这次谈话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但要论及双方在解决该问题上达成共识，现有的依据尚显薄弱。

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动议？

叶剑英一度被认为是最先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方案的人物，然而，根据近年来的当事人回忆和口述史料，这一动议实则源自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回顾了关乎“四人帮”抓捕的决策历程。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亲自造访其寓所，向其明确表示：“我们与‘四人帮’的较量势在必行，当前正是解决的关键时刻。”华国锋进而询问李先念是否已作出决断，李先念坚定回应：“决心既定，不容迟疑。关键在于何时能够妥当解决，以及如何采取恰当的方法，请您仔细考虑。若您认同我的看法，烦请您代为拜访叶剑英元帅，以征求他的宝贵意见，以便确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途径和时间。”9月14日，李先念赴北京西山，将华国锋的意图传达给了叶剑英。（详见李先念1980年11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吴德口述：回溯至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亲临李先念的居所，紧迫地传达了一条信息：“‘四人帮’的问题已迫在眉睫，非得及时解决不可。否则，将可能引发我党的覆灭、国家的衰败以及个人的灾难。请立即与叶剑英元帅取得联系，商讨此事。”紧接着，9月13日，李先念前往叶剑英元帅的寓所，转达了华国锋的委托。虽然吴德并非此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他透露，华国锋曾亲自向他告知，所有与叶剑英、汪东兴的商议内容。

华国锋在回应一位老友的询问时透露，9月10日，他率先与李先念展开了一场深入的私密对话。在此过程中，他揭露了“四人帮”的嚣张行径，指出他们急切地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并迫不及待地要求李先念亲自前往西山，与叶剑英元帅进行面对面交流，以沟通双方的观点和思想。随后，在9月13日，李先念将华国锋的意见转告给了叶剑英元帅。（摘自张根生所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在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告一段落之后，李鑫曾向华国锋提出建议，坚决主张采取迅速行动以应对紧迫的局势。武健华近期撰文，对此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录。文中提到，尽管9月12日并非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日期，追悼大会实际是在9月18日举行的，但李鑫在当日便与汪东兴就“四人帮”的动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应及早下定决心，铲除他们，以免陷入被动”的建议。汪东兴对此表示赞同，并建议李鑫寻找适当的时机向华国锋反映情况。9月14日晚，李鑫前往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的住处（耿飚亦在《耿飚回忆录》中提及，华国锋当时居住于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详见中华书局2009年版。而《叶剑英传》中则记载，华国锋当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与华国锋进行了交谈，代表汪东兴提出了铲除“四人帮”的建议。华国锋对此表示了关注，但并未作出明确回应，也未表示反对。据当事人回忆，在李鑫向华国锋汇报的前两天或一天，华国锋已委托李先念向叶剑英提出动议，因此，华国锋的沉默很可能源于保密的考量。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录，吴德的口述，以及熊蕾所撰写的文章，对于事件的具体时间及对话细节虽存有细微差异，但核心事件的发展脉络却大致相同。普遍观点认为，华国锋是率先提出该建议者，李先念随后将此意转达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对此已有深思熟虑，并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现有争议点包括：首先，华国锋提出提议的具体时间存在分歧。华国锋自称是在毛泽东逝世的次日，即9月10日提出的，而李先念和吴德则回忆是9月11日，时间差异一天。其次，关于李先念向叶剑英传达华国锋提议的日期，各说纷纭。华国锋和吴德认为是9月13日，李先念则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记录为9月24日，三者之间的差异从一天到十天不等。再者，李先念传达提议后，叶剑英何时与华国锋面对面交谈，这一点尤为关键。华国锋称是9月21日，而《叶剑英年谱》提及他们在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有三次密谈，暗示李传达信息后，两人的首次会面可能在9月21日或9月中旬。进一步分析，《叶剑英年谱》与华国锋的记录存在差异，且自相矛盾。若李先念在9月24日才传达提议，那么华和叶在9月中旬的秘密会谈就难以解释。第四点，吴德回忆称，华国锋曾向他透露，9月11日华与汪商量过此事，汪明确表示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这意味着叶和汪的密谈发生在华和汪谈话之后，汪无需再通过李鑫向华报告。但武健华的记录中却对此只字未提。究竟谁的记忆出现了偏差，目前尚无定论。

政治局成员不知情？

过往的观点普遍认为，鉴于保密的必要，政治局成员对此事了解甚微。然而，依据当事人的回忆与口述，这一观点实则并不准确。

“叶副主席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他亲自来到我的住处，与我商议，并强调这场斗争关乎生死存亡。”（摘自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传》亦有记载。）2000年5月，华国锋在与《李先念传》编写组的交流中提及，9月21日，叶剑英造访其居所，共同探讨解决“四人帮”的策略。双方一致决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并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详见《李先念传》下卷。）由于两位领导人已离世，更多的详细信息未能公之于众。叶剑英在协调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华国锋同志身负党的、政府的、军队的三大要职，其行动亦受到严格限制。后来，叶向真同志向汪东兴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核实了这一情况，双方均对此细节予以确认。汪东兴同志表示：“你的父亲曾特别交代，我和华国锋同志不得轻举妄动，他时常在我们中间穿梭。”（摘自周海滨著《“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通过回忆和口述史料的分析，我们得知，在商议过程中，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位并未同时聚首一堂；尽管如此，华国锋同志与汪东兴同志之间仍保持了数次直接的沟通。

令人注目的是，华国锋亲自介入与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沟通。据吴德回忆，大约在九月初期，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等人在国务院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共同探讨了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提出疑问：“如何处理毛主席提到的‘四人帮’问题？”纪登奎建议可能需要对这些人物进行区分对待，但当时并未继续深入讨论。（详见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回忆与吴德的说法大体相符。在1976年9月16日的国务院会议厅会议上，华国锋强调了处理“四人帮”问题的紧迫性。随即有同志提出应区分对待“四人帮”，但其他成员未发表意见，显然不宜进一步讨论。华国锋认为讨论范围过广，决定进行个别沟通。（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对华国锋的访谈记录，2000年5月20日。见《李先念传》下卷）。华国锋与吴德的叙述基本一致。对比吴德的口述，华国锋所指的“有位同志”即纪登奎。

吴德口述以及华国锋的回忆录中透露，在华、叶、汪、李等人的联络协调下，华国锋迅速与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甚至可能与陈永贵有所接触。吴德在回忆中提到，华国锋曾向他透露，他还与苏振华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行了探讨。吴德强调，倪志福是他唯一告知此事的对象。换句话说，除了江青等四人，以及涉嫌与“四人帮”有勾结的吴桂贤，以及身体欠佳的刘伯承之外，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均以不同形式参与了此事，或对之有所了解。

在高层交往领域，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牵涉众多资深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后者多数通过叶剑英的牵线搭桥实现沟通。《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所接待了聂荣臻委派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关于采取坚决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剑英在住所与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进行会谈，告知他们即将着手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的要求，叶剑英派遣叶选基将陈云接到家中，征询其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在此之前，叶剑英亦曾与邓颖超有过交流。据陈云回忆，叶剑英还计划告知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将领。聂荣臻的回忆录亦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求杨成武转告，一切已商议妥当，请聂荣臻放心。（详见《聂荣臻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记载，毛泽东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找粟裕了解北京周边部队的情况，粟裕深知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调查了部队状况，并向叶剑英做了汇报。（详见《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唯一仍居于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级人物，因此，诸多元老自然对他寄予厚望。

上述情形亦透露出，“四人帮”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毛泽东同志仙逝之时，党内高层对其的不满情绪已非孤立或少数，而是几乎达到了临界状态。解决他们问题的紧迫性，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深藏于人心的普遍共识。

针对遗留的疑问，首要问题关乎国务院会议室讨论的具体日期。吴德回忆称，会议应是在十几天前举行，而华明则坚定地指出，日期为9月16日。此外，关于陈永贵是否出席了该次会议，华明明确指出陈永贵确实与会，然而吴德的叙述中并未提及陈永贵。李先念亦曾提及，陈永贵对此事毫无所知。（详见李先念1986年10月22日的谈话记录，《李先念传》下卷）

应对措施：应选用“集体决策”模式还是实行“个体审核”？

探究对“四人帮”实施处理措施的历史过程，传统观点曾认为其一开始便确定了“隔离审查”的策略。但近期披露的当事人回忆资料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

高层会晤的焦点，无疑是华国锋与叶剑英之间的对谈。根据华国锋的访谈资料，在9月21日，叶剑英曾拜访其居所，就如何处理“四人帮”一事进行商讨，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决定“实施隔离审查”。然而，《叶剑英年谱》中关于“9月21日”的记载，对此事并未提及，仅记录了“9月25日”的内容：“访问北京城内华国锋的住所，与华国锋进行深入的交谈，分析‘四人帮’的行动轨迹与现状，探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叶年谱中的记载不仅日期与华国锋的说法不一致，而且并未明确指出双方已商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具体措施。

华国锋提及的另一情形，亦得到了两位当事人的证实。华国锋回忆称，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观赏完电影后，他决定以“隔离审查”的形式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并向李先念、吴德征询意见。李先念即刻表示赞同，吴德亦表示支持。吴德所述与华国锋的回忆大致相同，但略有出入。吴德口述，大约在9月26日或27日晚，华国锋邀请李先念及他本人，共同探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吴德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将他们逮捕，二是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以投票方式解除他们的职务，他更倾向于通过召开会议来解决问题。然而，李先念认为此举不妥，他以赫鲁晓夫当年整肃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事件为例。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共同分析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认为“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时将众多帮派成员和造反派安插进中央委员会，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将面临较大风险。三人最终一致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才是最佳选择。（据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李先念亦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言“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如何，先将其逮捕再说”。（李先念谈话记录，1988年7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册）

通过对现有史料的深入分析，我们了解到，在针对“四人帮”问题进行探讨时，华国锋与叶剑英最初倾向于实施“隔离审查”的方案。鉴于决策的慎重性，华国锋特地征询了李先念和吴德的观点。吴德建议通过召开会议来解决问题，但最终，华国锋、李先念以及吴德达成共识，一致决定采纳“隔离审查”这一策略。

华叶商议的诸多细节，至今仍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纵然华曾向李、吴二人征询高见，但关于其是否对叶剑英作出反馈，亦无从寻觅确凿的答案。鉴于直接涉事者均已离世，我们只能静候知情人士拨开历史的迷雾。

制定行动方案，汪东兴贡献突出。

在拟定针对“四人帮”的专项行动计划时，原先的规划显得不够明确。吴德通过口头表述，并由武健华执笔撰写文章，详尽地披露了许多关键细节；尤其是武健华近期发表的文稿，其中不仅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更融入了他的亲身经历。这一举措无疑标志着在近年来揭示历史真相的征程上，我们取得的

一次重要进展。

汪东兴，作为该次事件行动方案的精心设计者，无疑是这场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自1980年代以来，对其贡献的描述往往被淡化，这一现象与事实并不相符。在吴德的口述著作《十年风雨纪事》中，他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那就是对汪东兴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吴德认为，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汪东兴的贡献尤为显著，其功勋并不亚于李。他指出，华国锋与叶剑英曾多次与汪东兴深入交流，共同研讨对付“四人帮”的策略。行动班子分为起草文件的写作组和执行抓捕的行动组，前者由李鑫负责领导，后者则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而这些行动组成员均由汪东兴亲自选拔。（详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是公正且合理的。当时，汪东兴身兼数职，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同时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负责中南海及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如果没有他的参与与有力支持，这次行动或许将面临重重阻碍，甚至可能半途而废；而有了汪东兴的参与与支持，行动的成功率显著提高，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一般政治局成员。

在探讨汪东兴与华国锋就具体行动方案进行商议的细节上，武健华的记述尤为详尽。据武健华所述，10月2日午后，叶剑英亲自前往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地点，与汪进行了第三次秘密会面。叶剑英提出应迅速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并要求汪东兴当夜与华国锋商讨具体事宜，而他自己则先行前往华家进行洽谈。是夜，汪东兴如约前往华家。华国锋表示，叶剑英与汪东兴的意见与他所坚持的原则大体相符，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意见具体化。他要求汪东兴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计划，以便进一步讨论。一是进一步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问题；二是再次邀请叶剑英进行讨论。10月4日午后，叶剑英再次造访汪的办公室，与汪进行了第四次秘密谈话，并对行动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听取。叶剑英对方案表示满意，认为“此计划相当成熟，安排亦十分周密”，并断言“按照此方案执行，定能成功”。凌晨两点，汪东兴再次前往华国锋的住处，汇报了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进展，并就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职责分工及协同问题进行请示。华国锋随即召回刚刚离去的吴德，一同商讨此事。这次会议是华国锋、汪东兴、吴德三人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碰头会。（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

一方声称是在10月4日傍晚五点多，另一方则说是10月5日凌晨两点，两者相隔数小时。

在讨论中南海外面行动计划的具体制订过程中，吴德提供了相对详细和权威的口述记录。吴德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革委会主任，作为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的描述不仅具体，而且颇具权威性。据吴德所述，10月2日，华国锋造访吴德的住处，双方进一步商讨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吴德提出了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建议。面对华国锋关于“四人帮”在北京是否还有其他势力的询问，吴德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应被隔离。到了10月3日或4日，吴德再次拜访华家，提醒华国锋关注张春桥之弟张秋桥频繁出入北京昌平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正是这次会面，双方决定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中南海外的行动，任务包括确保市内安全，以及控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关键设施。随后，吴德立即与吴忠进行了谈话，讨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思考和决心。吴忠明确表示，北京的卫戍部队完全有能力保卫首都的安全，并告知调动部队需遵循严格的规程，希望吴德能妥善处理向上级请示调动部队事宜。吴德随即向华国锋汇报了这一情况。华国锋指示吴德与当时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取得联系，以获取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权限。华国锋还透露，他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陈锡联进行了四次交谈。吴德随即联系陈锡联，陈锡联随即向吴忠下达了指示，要求北京卫戍区部队全面服从吴德的指挥。随后，吴德与吴忠在家中进一步商讨了中南海外的具体行动方案。吴德透露，华国锋还曾单独与吴忠进行了一次谈话。

陈锡联回忆道，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华国锋同志曾多次与他就“四人帮”问题进行深入交流。10月5日的下午，当他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的部队时，接到华国锋同志的电话，他立刻返回北京，直接前往东交民巷华的住所。华国锋同志向他透露了针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时间，陈锡联毫不犹豫地表示全力支持，并保证部队的执行力。华国锋还告知陈锡联，吴德、吴忠将会与他联系。不久，吴德、吴忠先后抵达陈锡联家中，陈锡联亲自授权他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无需逐级上报。当晚，华国锋再次造访陈锡联家中，两人就针对“四人帮”的具体行动计划进行了详尽的商讨。（摘自《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武健华的著述亦探讨了中南海外围的行动方案制定。在10月5日的那一天，华、汪、吴三人对中南海外围与内部的行动协调进行了商议。汪东兴提出几点意见：首先，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全权负责，而八三四一部队则继续执行原有的防卫任务；其次，八三四一部队需负责处理“四人帮”和毛远新的问题，其余人员则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再者，姚文元居住在西城区的按院胡同，其住所的警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承担，不归八三四一部队管辖。若姚文元接到电话后前往中南海，问题便迎刃而解。若他以种种借口推脱，八三四一部队计划前往其住所执行行动。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汪东兴建议北京卫戍区指派一名同志一同前往中南海。吴德随即作出决定，指派吴忠负责前往中南海执行任务。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一文中可见，针对抓捕姚文元的行动，事先已准备了两套方案。

实施：中南海协同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嫌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

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月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月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大概也来自杨的记录。

杨正泉、杨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邓岗当年的讲话所说耿飚等人进驻电台的时间，要比《耿飚回忆录》所说早了两个来小时。笔者判断，几位当事人和耿飚自己当年的讲话有误，因为中南海实施行动之前，不大可能开始进驻广播电台的行动。杨正泉后来发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但他仍有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这个细节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记忆尚可说孤证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尤其难免误记，可此事有当年讲话的原始记录，几位当事人的记忆又都一致，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真相呢？看来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0月6日晚上的行动，还有一点人们过去不大知道。据吴德口述，为防备学生、造反派从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当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实行了戒严。

控制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保育钧2011年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我的1976：寒露？惊雷》节目采访时作了点滴介绍。按他的回忆，人民日报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组接管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这一天他带着另外两人到人民日报社，向当时报社核心小组组长鲁瑛宣布，奉华国锋之命来主持报社工作。至于控制新华社、机场、邮电局的情况，尚无任何披露。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事件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作为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有关这次会议的经过，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据《叶剑英传》，会议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举行，从10月6日晚十点开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京外政治局成员没有参加会议，会后由汪东兴逐一作了通报。吴德口述谈到了会上的一个细节：纪登奎提出文件应否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剑英认为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吴德还说，会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华国锋对友人回忆，会上他首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叶则说自己已经七十九岁，华比自己小二十岁（此说有误。叶剑英1897年生，华国锋1921年生，两人相差24岁——笔者注），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当年富力强，应该担起这个重任。叶提议华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一致通过。（《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点情况，但都很简单。

比较详尽的记述，是2005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对周启才的访谈。周后来又整理成文章发表。据周回忆，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汪东兴指示他组织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会议。所以，周对会议的经过包括会场的布置、到会的情形、华叶的讲话，都有细腻的叙述。据周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随后讲话，主要是通报抓捕“四人帮”的情况，推举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周印证了华的记忆，会上华确实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辞，会议最后赞成叶的意见，推选了华。最近发表的武健华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绍这次会议，特别是较多引述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武本人没有旁听会议，但他说明：所述情况是根据李鑫和周启才的记录得知的。（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这个细节表明，当天政治局紧急会议是有记录的。

据周启才回忆，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整个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参加者，健在的人除周启才外，还有三位：汪东兴、倪志褔、吴桂贤。倘若他们能有回忆或口述，想必会补充更多史实。如前所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有记录的。笔者猜想，关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对于进一步厘清事实无疑将有更大助益。

作者：韩纲，华师大历史系教授 来源：《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